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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中山装的乌托邦永恒

2021-05-05 来源:

作者:朱大可

在“文化拯救”的嘹亮呼声里,中山装申遗事件落入了人们的视线。早在2005年,浙江宁波红帮裁缝就要申请非质文化遗产,并把中山装作为其制造史的核心内容。2007年4月,上海有人呼吁中山装制作工艺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,得到了中山装“嫡传企业”上海开开集团的响应,随后,长宁区和静安区之间发生申遗权的戏剧性争抢。7月,北京红都集团声称,已经完成中山装技艺的申遗程序。到了10月,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再度透出消息,中山市正搜集历史资料,准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至此,中山装申遗已经变得炙手可热。

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,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 ,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。中山装营业额近年来逐步上升,拥有潜在的广阔利润空间。谁夺取中山装遗产的“保护权”,就将成为中山装工艺制作的权威,并占有主要市场份额。任何文化遗产争夺战的背后,必然是市场利益的争夺。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,就是如此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机制时,曾公布三个评判尺度:第一是有艺术价值,其次是处于濒危的状况,第三是须有完整的保护计划。对于庞大的中国市场而言,中山装保护计划可以轻易制订,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份市场营销计划。真正的难点在于第一和第二项指标。于是,提供完整的历史叙事,以展示其艺术价值(原创价值),就成为申遗的必要前提。

北京红都集团向世人宣称,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同义昌呢绒洋服店,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托付给裁缝。该店裁缝参照日本学生服和士官服后,研制出第一套中山装样本。上海方面的故事则宣称:孙中山携带日本军校的士官校服到荣昌祥西服公司,要求制作一种中式正装,中山装于是在荣昌祥首次批量生产。这两种叙事大同小异,都是孙中山作为甲方,亲自上门下订单,所不同的只是乙方:一个是张氏的上海同义昌,而另一个是王氏的上海荣昌祥。

北京叙事和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共同细节,那就是中山装的设计,参照日本士官服的样式,这其实就是学术界所探究的中山装起源。而只要追溯一下世界服装史就会发现,日本士官服还有其更为深远的源头,那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士官服。它的简洁风格,符合当时军事—政治运动的精神需要,由此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。俄国士官服和日本士官服,便是那场大规模克隆的丰硕成果,它们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早已崭露头角。

此后,德国人自己率先继承了19世纪的军服遗产,以至纳粹国防军的士官服,都在沿用这一款式;而抄袭了德国军服的俄国士官服,后来被苏维埃政权所沿用,成为著名的“斯大林服”;在中国,它因孙中山的“参照”而成为“中山装”,因毛泽东的“继承”而成为“毛服”;在越南和北韩,它因胡志明和金日成父子的“改造”而分别演成“胡志明装”和“金日成装”。

根据对历史照片的观察比照,德国军人、斯大林、孙中山和毛泽东,穿的都是同一种套装。尽管其间出现过一些细节变化,但20世纪各军事管制国家的制服,仍然表现令人震惊的相似性。毫无疑问,中山装的姓氏,本该名叫德意志,它的设计,没有多少原创的艺术(设计与工艺)含量。那些关于口袋和纽扣的乌托邦式的政治阐释,仍然不足以构成中山装的精神内核。在饱受工业抄袭指责的时刻,把这种克隆性服饰拿去申遗,只能触发更大的国际疑虑。

将于2015年6月底完成。 中山装申遗的另一先决条件,是它必须处于濒危状态。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,中山装距离濒危服饰路途尚远。尽管与上世纪年代相比,中山装的销售数量发生锐减,但因许多人将其视为礼服,在结婚和会议等正式场合使用,其地位已开始大步回升。在多元化的中国时装界,中山装复苏为新的时尚服饰,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状。拿一种时尚服饰去申遗,要么是不懂申遗的游戏规则,要么就是在蓄意隐藏其商业事实。

在重塑中山装神话的背后,是顽强的历史怀旧情结。让我们简单缅怀一下中山装的发达史吧。在它的全盛时期,中山装竟然成为全中国民众的单一制服。它的五个扣子没有召回“五权分立”的政治理想,反而锁住从脚踵到喉结的整个身体,进而制服了全体民众的灵魂。数亿人的思想、趣味和生活方式,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。这是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。反思这种服饰带来的精神创伤,才是比申遗更有意义的事务。

朱大可,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,学者,小说及随笔作家。1957年生于上海,现居上海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。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,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。

(:杨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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